

通报的难,从来不在技术上,而在于观念上:是不是听取民意,会不会尊重民智。
长沙车位事件,调解结束了,女干部停职了,官方通报也发了。按照常理,事情到这里就该翻篇了。
但是没有。
官方通报一出,舆论场非但没有安静下来,反而掀起新一轮波澜。众多网友逐字逐句地“解读”那份通报,有人戏称其为“刀笔巅峰之作”,有人逐条拆解其中的“108个心眼”。
澎湃新闻紧随其后发了一篇评论,标题直截了当:《长沙“干部占车位”通报一锤未定音,问题到底出在哪?》。
问题到底出在哪?我读了那篇通报,也读了澎湃的评论,还看了网上各路人马的拆解分析。
我的结论是:症结在于轻视了民智。
01
先看网友们对通报的拆解。
同样的停车行为,彭某某的男友雷某某把车停在闵某车头前,通报用的词是“停”;闵某把车停在彭某某车头前,通报用的词是“堵”。同样的没有出现在调解现场,彭某某是“未到”,闵某是“拒绝到场”。
彭某某两次撒谎说在外出差(实际一次在单位,一次在家),通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却反复强调她“多次道歉”“主动报警”“同意将车钥匙交给物业”。
全程参与对峙、录像、帮腔的男友雷某某,同为体育局系统职工,通报里只字未提。物业留的假号码、车上不留联系方式这些最容易查清的问题,偏偏只字不提。
最关键的是第五次调解中彭某某“要求同等道歉”的拉锯,一个透露权力心态的关键细节,避而不谈。
网友指出,读完这份通报,一个没有看过任何其他信息来源的普通读者,会得出什么印象?大概是,双方都有错,闵某更过激,彭某某虽然不该占人车位,但她也道歉了,也尽力配合了,是闵某不依不饶。
这与事件的真实面貌有多大的距离?网友们说几乎南辕北辙。根据主流媒体的报道,事情的真相是:彭某某故意侵权在先,撒谎拖延在后,并利用公职身份施压,男友雷某某到场帮腔加剧冲突,五次调解均因彭某某或其男友不配合而失败。
闵某从头到尾做了什么?他不过是要一句真诚的当面道歉,以及让自己花了八万块钱买来的车位恢复原状。
澎湃新闻的评论说,现在的通报“越来越难写”,网络时代容错空间越来越小,通报里的每个词每句话都会被拿到“放大镜”下审视。
这当然是对的,但“难写”不是“暗线引导”的理由。
这份通报之所以被网友扒得体无完肤,不是因为它写得太差,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写得太“好”了,好到每一处措辞都经过了精心的权衡和算计,好到每一个动词都藏着倾向性和暗示。
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立场问题。
02
写通报在技术上难吗?不难。
体制内有太多优秀的笔杆子了,甚至可以说,最好的笔杆子都在体制内。如果他们想客观呈现事实,以他们的文字功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通报的难,从来不在技术上,而在于观念上:是不是听取民意,会不会尊重民智。
什么叫尊重民智?就是把网友、把群众当作智力正常的人来看待,不预设他们可以被糊弄、被忽悠、被带节奏。
这份通报的写作者、审定者、发布者,他们眼里的群众是什么?不是“真正的英雄”,不是“眼睛最亮的人”,而是一群可以被文字游戏牵着鼻子走的傻瓜。
他们以为,只要措辞足够“严谨”,时间线足够精确,细节足够丰富,群众就看不出来字缝里的春秋笔法。
他们错了。
这次还算走运,没有发生“大型翻车现场”那样的惨况。但网友们的否定、冷嘲热讽、逐字逐句的拆解分析,已经让本该平息的舆情再掀波涛。最致命的是,质疑的焦点从彭某某身上,成功转移到了通报本身。
一个本来用来灭火的工具,反而成了助燃剂。这种反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再轻视民智,无视民意,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对于通报被质疑“护彭贬闵”“拉偏架”,7月13日下午,长沙市体育局党组书记谭果对上门采访的记者表示,有关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还要核实,我们还在核实”。如果“核实”的结果依然不尊重民心民意民智,那真不知后果会如何。
其实,这个事件中的民意是什么,民智怎么样,是一目了然的。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民间舆论,发出的信号高度一致,即女干部仗势欺人,而且欺人过甚;闵某是被迫反击,错的是彭某某而不是闵某。
据报道,那几天有大量小区业主到现场围观,声援闵某,网络上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车位主人。
这些民意是从普通人的是非直觉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不需要法学训练,不需要政策解读,不需要刻意引导,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看一眼就知道谁在理、谁不在理。
这就是民智。
但通报却试图用文字技巧去对冲这种民智。为什么?可能的原因不外乎官官相护,替有权者隐。
通报的写作者很可能下意识地在保护“自己人”,彭某某是体制内的,要给她留几分薄面;闵某是普通老百姓,压一压他的“不依不饶”也无妨。
这种潜意识的倾斜,渗透到了每一个动词的选择里。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当他们写下“堵”而不是“停”、写下“拒绝到场”而不是“未到”的时候,屁股已经歪了。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有一个核心设计:将案件的是非判断交给一群“盲选”的普通公民,让他们以一般人的良知、心智与认知,去判断,并做出是与非的裁决。
支撑这个制度的,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信念,普通人的良知和理性汇聚在一起,能够做出比任何精英个体都更接近正义的判断。
这个制度当然不是完美的,但它在理念上承认了一点:不要小看群众的认知能力与判断力。
我们当然不需要照搬照抄陪审团制度。
但当公权力机关处理公共事件、写作通报、发布公共信息的时候,如果能够从内心深处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不是把群众预设为可以引导、诱导乃至误导的对象,通报的效果会有天壤之别。
03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化的时代,互联网极大地拉平了信息差,社交媒体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讨论空间。一个通报发出来,几分钟之内就会被成千上万双眼睛逐字扫描,被各种专业背景的人交叉比对。
你以为可以藏在字缝里的东西,藏不住。你以为可以用措辞技巧转移的焦点,转不了。以为群众好糊弄的人,最后被糊弄的往往是自己。
民智已开,这四个字不是一句套话,而是一个回避不了的事实。在已开的民智面前,欺骗难了,忽悠基本无效了,糊弄则大概率变成“回旋镖”,扔出去再飞回来打在自己脸上。
所以,长沙车位事件官方通报的失败,不是技术性失败,而是理念性失败。写作者和发布者没有把民意当作第一信号,没有把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而是把他们当作了可以被“管理”和“控制”的对象。
这种轻视民智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傲慢。而这种傲慢的代价,就是通报失去了它最需要的一样东西:公信力。
看一份通报好不好,从来不是措辞是否华丽、逻辑是否自洽、时间线是否精确到分,而是群众看了是否信服。而信服的前提,是尊重。
不是尊重群众“身份”——“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这类客套话谁都会写——而是尊重群众的智力,尊重群众的是非判断能力,尊重群众作为独立个体的知情权。这才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在今天应有的含义。
希望官方在今后处理公共事件并向公众通报时,第一件事不是去想怎么措辞更“安全”,怎么表述更“稳妥”,而是认真想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普通老百姓看了这份通报,他会信吗?
如果他是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份通报里的措辞差异,他会觉得你在客观陈述事实,还是在替某些人打掩护?从他最平常的是非直觉出发,你这份通报对得起他的判断力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推倒重写。不是因为技术不行,是因为屁股没坐正。屁股坐正了,技术从来不是问题。最好的笔杆子,都在这条线以内。
轻视民智的通报,注定会是一纸空文。
尊重民智的通报,才能真正一锤定音。
撰文丨吴启钱 系浙江省杂文学会会员
责任编辑:赵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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