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晴梓
编辑｜珍妮
屋外嗖嗖地吹着北风，我穿着长袖呆在屋内，客厅的暖气片上还挂着晾衣架，上面搭着一条黄色的毛巾，颜色有些蜡黄，毛巾被暖气烤得有些干瘪。睡前我在给女儿换睡衣，刚满一岁的她试图挣脱我的手，满脸的痛苦，女儿开始哇哇叫，额头一摸，异常发烫，我拿出耳温枪，滴——，显示屏变红，上面出现39.3的字样。女儿确定是发烧无疑了。
丈夫前几天发烧在家，冬季是肆虐的季节，在医院工作的我猜想女儿应该是被丈夫传染了流感，我拿出家里常备的奥司他韦（流感特效药），准备冲调给女儿服用，阿姨帮我抱着女儿，女儿一直哇哇叫。我们费了一番力气终于给女儿喂了一些冲剂进去，不到五分钟，女儿开始狂吐，紧接着是一阵哭声。不同于往日活力四射的她，女儿瘫在我的肩膀上，一动不动，地上是一堆散落的纸巾，垃圾桶还有呕吐物。
哭声惊动了在屋内休息的丈夫，他迷瞪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站在门口看了一眼女儿，没有多余话语，转眼又回到了卧室。
客厅里灯火通明，阿姨在收拾着地上的垃圾，我抱着女儿踱步走着，这个夜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夜。
两年后，我们迎来了弟弟的出生，有了老二后，周末的早上会异常忙碌，阿姨休假，姥姥会出去锻炼一会儿，早晨起床后，我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给弟弟换尿布、洗脸、擦润肤乳。女儿随后也起床嚷着让妈妈给换衣服。丈夫在餐桌上一边刷着手机一边吃着早餐，随后进去卧室坐在了电脑面前，客厅里剩下我和孩子们及他们的吵闹声。
结婚六年来，这几乎是我们家庭的常态，尤其有了孩子之后，即使我们在客厅忙得飞起，丈夫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关上房门，待在书房，有时候是坐在电脑前处理工作，有时候直接躺在床上刷着手机，仿佛眼前的一切与他无关。
其实从结婚开始，我就已经感知到他和其他人的不一样。热恋时我生日收到了一份朋友送的礼物，我在他面前极力地表达着我对此的喜爱，他在旁边听着，没有任何反应。生活中我遇到难过的事情，和他诉说，即使我痛哭到开始抽搐，他也只是皱着眉头，极其不熟练地拍拍我的肩膀，没多余话语。这两年随着他工作的变动，他前往外地工作，我给他发的大部分消息，如果不是必须回复的话语，他基本都不会回复。异地后，我们家庭和他每天视频的时间大约是五分钟，很多时候即使在这五分钟的时间里，他也是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敲着电脑，如果家人没有多余话语，他也不会多问，会随后挂断电话。
在结婚前，我一直将他的这种冷漠归因于他的原生家庭，丈夫的父亲在其童年去世，母亲无力抚养他和他的姐姐，丈夫在小学开始便在外公外婆家生活，母亲每周过来探望一次，学习过多年心理学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严重的童年创伤，我能理解是这一切造成了他的回避以及冷漠。靠着这种接纳，我们的交流平静而顺利。即使有些许磕碰，但是对彼此的情感并没有影响。直到女儿出生后，他事业接连遭遇重创，裁员、亏损，他开始陷入几乎看不到尽头的情绪低落，他就像一个情绪黑洞，不停地吸着我的能量，我感觉到自己的能量被他及家庭开始掏空，为了避免耗竭，我开始了以年为单位的个人心理咨询。
一年前，为了他日后工作发展，他前往上海工作，我和孩子留在北京，我们开启了异地生活，他每周返回北京和我们团聚。在上海工作后，原本不爱聊天的他话语变得更少了，每天我就像一个保姆，给他汇报孩子的各种日常，女儿上学是否有哭闹，弟弟夜里睡觉如何，家庭每个月开支多少...........。直到他在上海工作后的半年的某天下午，他突然给我发来一份量表截图。量表开端是总分，下面写着“社交互动”、“兴趣与认知”、“感知与情绪”等字样， 最后一行是一段简单的文字，“量表高度一致提示你具有孤独症谱系神经认知特征”，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阿斯伯格综合征”这几个字样。
“这是啥？“我问他，我很是好奇。量表标题写着孤独症谱系特征，我心想孤独症不就是平时我们说的自闭症嘛。“我以为我只是内向，原来也有先天因素，原来也是病”，紧接着他发来一堆笑哭的表情。在那之前我印象中自闭症的模样是《海洋天堂》中演员文章饰演的大福角色的模样，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手指不停地抖动，走路必须走直角、生活不能自理。
随后我立马上网开始搜索，文献资料告诉我自2013年开始，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阿斯伯格综合征已经不再作为单独诊断，而是和典型自闭症统一整合为“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因为他们本质都是神经发育的异常表现，和典型自闭症相比，他们核心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交沟通障碍、狭窄兴趣和刻板行为以及情绪识别困难，区别在于阿斯伯格综合征是智力正常，典型自闭症存在智力低下。
他告诉我他其实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那么喜欢和别人聊天，他说很不爱社交，感觉出去社交是需要表演，很消耗自己，而且他感觉有记忆以来他就是这样的。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是原生家庭的创伤造成了他的内向，童年期父亲抑郁自杀，母亲将他寄养在外婆家，贫困和缺爱几乎伴随着他的前半生。学习过多年心理学的我知道这些对于一个童年期的孩子是多大的创伤。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他在遭遇投资亏损和裁员时的一蹶不振是由于童年缺爱由此缺乏重振旗鼓的勇气，然而他最新的测试结果告诉我除那之外，他的大脑结构可能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一生会遇上更大概率的抑郁和焦虑。因为他们大脑中“情绪警报系统”（杏仁核）与“自我反思系统”（默认模式网络）之间连接过强且功能失调，导致他们更容易感知到压力，却更难清晰地觉察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就像一辆刹车和油门被错误地连在一起的汽车。
知晓他可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后，我的内心很平静，对我而言无非就是将他的行为异常从一个归因调整成另外一个归因，不过他的猜测是否确定是一个事实，我内心其实一直也有疑团。
由于我对心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很喜欢探索和人相关的信息，何况“阿斯伯格”这个我完全陌生的专业名词是出现在我伴侣身上。在闲暇之时我敲打键盘，和AI聊阿斯伯格；在孩子夜晚熟睡后在漆黑一片中我打开手机搜索阿斯伯格相关文献；将那些相关信息截图发送给丈夫，”你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吗？“你求学时候有遇到过霸凌吗？”我会接连发过去一堆问题，他随后会和我展开热烈地讨论，而一样内向不爱聊天的他，“阿斯伯格”几乎成了唯一一个我们彼此都能聊很久的话题。不同于往昔微信对话框中长长的等待。自那之后，只要我聊起这个话题他都会回复我，甚至主动和我探讨，我能从中感受到他对他身世一探究竟的那种渴望。
他告诉我他从小体育不好，一岁半左右才学会走路，特别害怕上体育课；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会焦虑得咬指甲，由此还去医院就诊过；工作之后特别害怕聚会，特别害怕和现实中的人打交道，很多时候会感觉和人群格格不入，但是要努力假装自己正常，而这种社交伪装会让他内心极其消耗，由此很渴望独处。只有在极少数人面前他才不需要伪装自己，即使在他亲姐姐面前他也需要如此。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的微信那头发来一张门诊分布截图，里面写着ASD筛查门诊、注意力缺陷筛查门诊..........。那是A医院的特需门诊挂号表，A医院是北京最专业的精神专科医院之一。“你是想去A医院就诊吗？”我问他。“嗯”，他在我面前很少主动表达他的意愿，以前体检，任何生病挂号都是我催着他才会去的。他说如果能够确诊感觉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像是了解自己的身世之谜一样。看得出来他对确诊的渴望。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处理家庭保险事宜，由于一旦在病历上写下诊断，不仅对于购买商业保险将不利，而且对于他未来发展也毫无帮助，我说先等等，我在医疗系统工作，我想先看看是否有其他方式能够帮助他进行确诊。
我联系我的心理咨询师，通过朋友联系北京精神专科医院的医生---尝试了多种方式后，我发现，确诊ASD需要患者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成人ASD需要结合检查结果以及精神专业医生的实际问诊才比较准确。考虑到对他未来影响，前往A医院我仍有些犹豫。
大概半年后，由于工作原因，我认识了在A医院工作的同事，由于对于确诊心存顾虑，即使和A医院愈发熟悉起来，我一直也没有和同事打听ASD的就诊事宜。A医院同事告诉我，他们大夫对于ASD的确诊很慎重，一般第一次就诊不会直接下诊断，如果担心病历留下诊断，可以如实告知医生，医生会考虑患者的顾虑，即便如此我还是心存犹豫。
那段时间丈夫已经在新公司工作快一年了，根据工作合同，一年期限到他的年终奖金也该兑现了，那是他工作一年我最期待的时刻之一，毕竟当初我同意他前往上海，除了对于他未来履历加分不少，很重要一点是新公司的薪酬高不少，可以很好缓解目前家庭的经济压力。
他前往异地工作的第一年，二宝出生。二胎计划原本在女儿出生后就是在我们计划内，由于女儿出生后一年丈夫事业遭遇重创，我们想将二胎计划推迟，然而弟弟的到来比我们期待的早了些时日，那是婚后以来我们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弟弟出生一年后的第一年我过得异常艰难。女儿处在和弟弟的磨合期，前半年哭闹异常多，由于夜里需要同时带两个孩子入睡，我的夜醒特别多，睡眠也一直不好，特别弟弟刚过半岁，开始学爬的时候，他经常半夜爬起来，哼哼唧唧一直叫唤，不睡觉。
凌晨三、四点的夜晚，我双手抱着他，弟弟在我怀里嘬奶，我的身子靠着围栏，闭着双眼，头部搭在围栏上，想着能休息一会儿。很多时候弟弟刚抱起来，女儿就在旁边开始哼唧扭动，越扭动声音越大，同时伴随着阵阵尖叫，我内心幻想着女儿能够安静下来，直到她开始哇的一声哭着喊，“妈妈抱我尿尿”，我放下正在喝奶的弟弟赶紧抱着女儿下床，她蹲小马桶上，头瘫在我的肩膀上。我知道她太困了，但是又不想尿到自己的尿布上。被放下的弟弟瞬间开始哭了起来，“哇哇哇......”，“妈妈马上就来啊“，我对弟弟说。
我顾不上给女儿擦屁股，提裤子，把她扛起来，往她的睡窝里一扔，女儿纹丝不动，直接睡了过去。我爬过去抱起弟弟，继续喂奶，喝上奶后弟弟不哭了，”吧嗒吧嗒“，他的小嘴在吸吮着，吸允声越来越小，我闭着眼感觉弟弟嘴巴差不多停止吮吸了，我睁开眼把弟弟放下，长舒一口气，提起被子打算再次入睡。
就这样我咬着牙过了一年，我内心一直期待有一个尽头。我告诉自己他第一年年终奖快兑现的时刻，弟弟也会快一岁了，一岁后弟弟的睡眠将变好，这种日子也会慢慢成为过去式。
“你们奖金是不是快发了？”我问他。
“嗯，是，下个月就发。”他很平静地回复我。
“多少？”我内心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就和合同上约定的一样。”听后我内心有一点淡淡的失望，合同上的奖金是个浮动数字，我以为能比之前预期的高一点。
“你算算这个房子贷款还剩多少？”他傍晚给我打来视频，他一直很关心房贷。
“那还完剩下的呢？”我问他，我很想知道他如何处理剩下的那笔钱。“存起来啊。”他很淡定的说，一边敲着电脑，听到这句后我眼泪唰地掉了下来。他异地工作一年，我以为他知道我带孩子的辛苦，平时他几乎不会把这句挂在嘴上，但我内心想至少他能分我一些，作为一些经济上的补偿，毕竟在我内心那是我们共同的财产，但是他没有一句商量，直接决定了那笔钱的去向。
啪地一声，我把视频挂了，我趴在书桌上嚎啕大哭，那一刻我感觉心被人掐了一下，好痛苦、好难受，为什么我那么辛苦，我的伴侣对此感觉全然不知，没有任何感谢话语，也没有任何其他安慰。他就像一堵石墙，将我重重地拒绝在了墙外，那一刻我感觉他真的好冷。
我感觉在关系中非常痛苦，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因为我的能量无法承受住两个孩子以及他所需要的能量，如果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觉得我的能量是够用的，但是现在我们家庭是四个人，我感觉我有着无力感和耗竭感。正常的情感是流动的，但是在我和他之间，我的情感是单向的，他几乎没有情感流向我。
如果一段关系都会面临破裂，那一个诊断还有什么顾及呢？那一刻我觉得那些曾经担忧的病历诊断的风险已经不重要了。那段时间过后马上就是五一了，夜里哄孩子睡后我告诉他，五一返回北京后挂号去A医院就诊。
A医院的挂号需要提前14天进行，五一我带着孩子们前往上海和他相聚，我们一早从火车站出发，刚到车站，放号时间马上到，我拨打了他的电话，提醒他记得抢号。
“抢到了吗？”我拨通了他的电话，“抢到了，是周五下午，”他把截图发给了我。“那就好，到时候我陪你一块去，”我在记事本上把那天做了一个标记。
五一前后的北京还不是很热，三点的下午看不到火辣辣的太阳，天空反而有一层灰蒙蒙的感觉，裸露在户外的皮肤没有任何烧灼感，我打开手机软件，点选目的地，接听司机来电，上车。大约半个小时我们到达了A医院特需门诊，它位于北京的老城区，门诊楼不高，灰色的大楼看起来颇有年代感，大楼外一米就是马路，马路两边的大树郁郁葱葱，树下都是上下车的行人。
特需门诊大厅进去就是一片候诊区，这里坐满了等候的患者及家属，其中有一些是未成年人，看着像是学生，在不停地打着游戏。护士站上方是叫号器，红色的显示屏上左边是诊室号，右边是患者姓名，患者的名用星号做了隐藏。候诊大厅旁就是长长的就诊区域，不同于别的医院，就诊区域门口站着保安，手里拿着防暴钢叉。
“请孤独症谱系障碍门诊患者 XXX到第五诊室就诊，”叫号器大声播放着丈夫的名字。“怎么还广播了起来，其他患者不都是只叫姓氏么？”丈夫笑着说。
我们按着顺序找到了诊室，在这里我们见到了Y大夫，她的头发已经半白，用深色发卡很整齐地绑在了后脑勺，她戴着蓝色的医用口罩，眼睛一直盯着电脑，手里在不紧不慢地敲着键盘，脸上无任何表情。“怎么了？”Y大夫一边敲着电脑，一边说。丈夫靠着就诊桌坐下，眼睛看着桌面，开始微笑地说了起来。”最近一年我开始去上海工作，我发现——“，丈夫开始陈述自己的经历，他的主诉冗长而且一直还没切入要点。
”Y大夫您好，我是他的爱人，是这样的——“，丈夫说了不到五分钟，我开始说话了，开端我特别介绍了我在兄弟医院工作的背景，我刚说两句，Y大夫就停止了手中敲击的键盘，抬头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大夫喜欢直截了当和病情有关的陈述，有医疗背景的家属她感觉沟通会顺畅不少。
成人ASD的诊断比儿童ASD要复杂不少，原因在于他需要追溯童年期就开始异常的那些行为，所以成人ASD就诊一般建议自己的亲属陪同，帮助回忆他们童年的一些表现。
从丈夫的分娩方式、儿时学业成绩、刻板行为一直到工作中人际关系，Y大夫很详细地询问了丈夫的个人史，沟通了大概半个小时后，Y大夫给我们开了三个检查单，述情障碍评估、ADOS（孤独症谱系障碍筛查）以及韦氏智力测试，智力测试是我单独要求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很多患者智商较高，但是他们智商模型分布不均匀，我对此充满了好奇。
走出诊室，我们走向自助机交费，特需门诊的费用都是自费的，丈夫平时很节俭，之前他从来没有自费就诊过。“我去个洗手间”，我转身去了厕所。“你们想把我抓去打针，没门“，还没走到厕所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名中年妇女的破口大骂，厕所蹲位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女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厕所，然后快速离开。不一会儿，那位年轻女子和一位中年男子架着那位中年妇女快速穿过门诊大厅，“你这次还想跑，门都没有”，男子满脸狰狞，手中的女子不停挣扎，大厅内的患者倒是异常平静，都在有序地排队候诊。“赶紧走吧”，我内心一阵颤抖，拉着丈夫赶紧离开了A医院。
A医院的检查预约都在一个月后，丈夫尝试了几次，都没法预约到合适的时间，我尝试联系了A医院的同事，让其帮忙把丈夫的几个检查都约在了一个半月后的周五上午，这样当天下午他就刚好能约上Y大夫的专家号，可以减少请假次数。
一个多月后，我们再次前往A医院。丈夫上午先自行按照约定时间进行检查，ADOS（孤独症谱系障碍检查）和韦氏智力测试分别需要至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天上午我照常上班，我知道他检查需要比较长时间，期间不能看手机，我也一直没有发消息问他结果如何。中午后我估摸着他的检查应该都结束了，我拿出手机等待着丈夫给我发检查结果，我像是在等待着一个考试成绩，心里突突突的很是紧张。“应该就是高功能ASD”，我看着评估结论回复了过去，检查报告上写着“结论提示孤独症相关症状已经达到ASD切截点，建议结合临床就诊意见”。智力测试如我丈夫预测的那样，高于一般群体，达到了120，尤其是对于数字符号的敏感程度。
这个结果就如我们之前的预期，丈夫应该就是阿斯伯格综合征了。
当天下午，我们按着约定时间再次出现在了Y大夫的诊室，这一次Y大夫披着已经半白的长发，头顶有一个红色的布质发箍，她仍旧戴着蓝色的医用口罩，右手边有一个报警按钮。我们把检查报告结果递给Y大夫，“智商没问题，还挺好的”，Y大夫说。她拿着检查报告一边看一边时不时捋了捋披肩的长发。Y大夫这一次的问诊更多集中在了丈夫的社交互动和情绪识别，她询问了很多我们的家庭日常分工以及丈夫孩子照料情况。在诊室，我也和Y大夫坦言，我曾在生完二胎后，由于在和丈夫的互动中感觉到了情绪耗竭，在关系中太痛苦，我有过离婚的念头。这一年我一直在进行长程的心理咨询，让咨询师帮助我一起进行自我调整。丈夫在诊室中没有反驳，他一直看着Y大夫，静静听着。
”你爱人挺不容易的，你很幸运“，Y大夫看着我丈夫，突然抹了一下眼角，眼里泛着泪花。“你也要学会改变自己“，Y大夫紧接着说。
”对，但是改变也需要慢慢来“，丈夫低着头说。
”这句倒是回答得挺好“，Y大夫笑了起来。我看了一眼手表，我们的就诊已经半个多小时了。
”今天有感而发就和你们多说了一点，就这样吧“，Y大夫把检查报告快速递到我们手里，然后转头对着电脑开始敲击键盘，不再说话了。
”那您觉得他是阿斯伯格么“，我问她。
”还是有些问题的，但是我不会把它写在诊断里，你还是需要改变“，Y大夫看了一眼丈夫。
走出医院，感觉终于了解了丈夫的身世之谜一样，轻松而且开心。
”那个检查有的可难了，让我看着一个曲别针讲一个故事，那道题我直接放弃了“，在回去的出租车上丈夫笑着说。月底就是丈夫37岁的生日，在生日之前终于弄清楚了他的阿斯伯格，感觉这是这一年对于我们家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丈夫确诊ASD的事情，我们没有告诉彼此的父母。丈夫说他母亲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也不能给他提供帮助，除了徒增他母亲的焦虑。丈夫的父亲在世时很擅长手工，人很聪明，曾在丈夫童年期由于抑郁症自杀，抑郁的起因是一个很普通的腿伤，虽然四处求医，但是我的公公一直觉得没有医治好，最后绝望自杀了。我婆婆曾告诉我丈夫的姑姑话语不多，曾经两度尝试自杀，最后在自家堂屋自缢了。根据目前我们收集的信息，我们高度怀疑丈夫父亲和姑姑都是ASD，由于ASD遗传风险很高，丈夫很可能是遗传了来自他父亲的基因。
在第一次前往A医院就诊时，Y大夫说如果这些怀疑成立，丈夫是存在家族阳性，她反问我，我有着医学背景，怎么还会选择和他结婚，从她的语气中我能感知到她的一丝责备，毕竟从医学角度来说，她应该是不建议我和有ASD家族史的人群结婚生子，毕竟后代遗传概率会高很多。
可能是由于丈夫身世的清晰，丈夫确诊ASD后我反而对于丈夫异常的行为看开了很多，毕竟有些差异是天生就注定了，那些并不受其主观意愿左右。而我们唯一的顾虑就是我们的小弟弟，ASD的遗传倾向于男性。相比天性开朗的姐姐，弟弟会安静一些。他能一个人单独呆更长时间，不会那么激烈地表达意愿，但是每天只要看到妈妈回家他都会兴奋地扑腾他的小腿。
我曾问Y大夫，ASD一定会遗传么？她给了我否定的答案，遗传因素像是为一个人设定了初始的“底色”，而环境因素则决定了这幅画最终的色彩和细节。当我将弟弟目前的一些行为表现告诉Y大夫时，她认为目前弟弟的发育还不错，留给我的任务就是密切关注，还有让给予弟弟更多的陪伴，让他从小意识到和人一起互动是更有意思的事情。
儿童时期的孩子神经可塑性非常强，儿时起更多地让他和人互动，可以改善他原本的大脑结构，这会大大降低他只对物体感兴趣的概率。而反观我丈夫的前半生，儿时起父亲早逝，母亲将他寄养在外，童年时期他最典型的形象就是一个人留在屋子里自己玩着木棍做数字题。丈夫带着ASD的基因种子，又在极其不友好的环境中长大，ASD的结局似乎就是一种大概率事件。
而如果弟弟未来发育正常，丈夫家族ASD的遗传链条将会切断，弟弟后代的ASD遗传概率将会变成和普通正常人一样。
根据我的个人咨询师的建议，我和丈夫在五一后开启了家庭心理咨询，我们期望通过家庭咨询师调整我们彼此的互动模式，丈夫虽然不是很愿意，但还是配合我一起进行了一个月的咨询。每个周六的上午，我和丈夫按照约定时间出现在线上咨询室。丈夫开始打完招呼后，就会看着自己桌边的电脑，电脑上是一行行代码，我和咨询师在热烈讨论着，他则低头不停地敲着键盘。家庭咨询需要夫妻双方轮流发言，轮到丈夫发言时，他会偶尔抬头和咨询师说上两句，然后又是不断敲击着手里的键盘。咨询大概进行了一个月，我感觉效果一般，咨询师似乎一直在努力地让我不要把丈夫的阿斯伯格定性，否则丈夫其实很难改变自己，而我的观点是阿斯伯格是一个医学诊断，我们要在接受这个观点基础上去改变丈夫。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他对咨询师的看法与我也有同感，我们决定暂停家庭咨询。
经过和我的个人咨询师Z商量，我被转介到了一位具有医学背景，在医院精神科工作的心理咨询师W，W曾经是她的咨询督导师。由于W工作地点在广州，我们的咨询一直通过线上进行。她圆圆的脸型，烫着一头棕色齐肩小卷发，体型微胖，声音浑厚，普通话很标准，看起来应该是北方人。
”你好，让我们彼此来先认识一下吧。“W准时出现在了线上咨询室。她话语很少，偶尔低头做下记录，说话极为克制，但是提问很犀利，以我咨询多年的直觉，我感觉她能够帮我解决问题。
我告诉她在家庭面临重挫时，我丈夫会有抑郁倾向，他像是一个泄气的皮球被我打气了，一会儿又泄了下去，我又开始打气，我时常不知道自己能支撑多久，这种感觉让我感到耗竭。“你丈夫像个瘪的气球，我感觉你必须让他鼓起来？”，咨询师W反问我。为什么我必须有这种行为，我开始心里有了疑问，如果他没有振作起来对我意味着什么。W告诉我丈夫可能已经习惯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节奏，虽然独自硬扛并不一定正确，但是那是从小那种生活环境让他养成的习惯。”他如果不这么做，可能都无法生存下来是么？“，我问她，W默默点点头。她告诉我，改变一个固有模式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尊重他原本的节奏。
“那他好可怜呀”，我有些想哭。“是的，他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还能考上清华，他绝对非常不容易”，W对他充满了赞叹。W说丈夫同时也很幸运，因为他遇到了我。她有一位长期咨询的的阿斯伯格来访者，一直没能走入婚姻，她告诉我不是每位阿斯伯格患者都能走入婚姻，他们和正常人相处充满了挑战。
在和W开始咨询之前，我已经和前任咨询师Z咨询了五年，有过60多次的心理咨询，我曾尝试劝说丈夫进行个人咨询，但是他有些抗拒，所以我只能改变自己进而间接影响他。
每次咨询后，我对我和丈夫的互动都会产生很多疑问，带着这些全新的问题我会和他展开探讨，我发现丈夫喜欢更直接的沟通，就像给电脑下指令一样，明确告知。他们喜欢程序化、有结构的事物，即使沟通也是如此。在我们内心，我们彼此也逐渐达成了分工一致，他主要解决家庭的经济功能问题，我主要进行家庭的情感、整体协调，这让我在忙碌家庭的琐事时不再背负委屈，毕竟丈夫从内心对我有了新的认可。
随着弟弟的年龄长大，婴儿期宝宝的睡眠问题在逐渐减少，由此带来给我的困扰也在减少，二胎后第一年最痛苦的那段日子正在逐渐远去，随着咨询的每周推进，我和丈夫之间的矛盾也在减少。
周末他还是照例回来和我们团聚，弟弟偶尔在早上会醒得很早，困得睁不开眼的我，会抱住弟弟塞入丈夫的怀里，尽管弟弟满不情愿，我还是会自己关上门，倒头睡上一阵，虽然我知道丈夫也想休息。如果在以前，我会担心丈夫不愿意，太顾及他的情绪，即使自己困倦不已，仍会选择自己照料孩子。
“妈，我吃完饭了，我去给弟弟喂饭吧”，丈夫走向在卧室里给弟弟喂饭的孩子姥姥，母亲正端着保温碗哄着弟弟吃饭。“小胖张嘴，爸爸给你喂饭啊，”丈夫拿起了婴儿勺，笑眯眯的看着弟弟。弟弟小手不停地敲打着餐椅桌面，小脚在扑腾扑腾地敲打着桌椅。
“哇，闺女，你爸爸居然给弟弟开始喂饭了，让我们给爸爸鼓掌好不好。”我惊叹得拍起了手。“也给爸爸贴个小红花，”闺女拿起一朵小红花贴纸贴在了丈夫灰色的T恤上。不到十分钟，丈夫从卧室走了出来。“这就吃完啦”，我走过去瞅了一眼保温碗。“弟弟可乖了，一口一口地吃，”丈夫笑眯眯地走入厨房刷起了弟弟的碗勺。
在我印象里，这是我生孩子以来，丈夫第一次这么主动地给孩子喂饭。在这之前，他都是被安排干着家务。
“你说你为什么会突然给弟弟喂饭呢？”我满是好奇。“就是感觉姥姥也要吃饭啊，我刚好吃完了啊，”丈夫一边敲着电脑一边笑着说。“你从前从来不会，你最近发生了啥？”我一边兴奋地摇晃着他的胳膊。“好像也没啥吧，”丈夫淡淡一笑。
也许在充满疗愈的关系中，我们就会发生变化，尽管这个变化很微小，就像婴儿期的弟弟扶着凳子尽管只是迈出了一步，但是那是他人生一个标志性的开始。
写作后记：
这是我在三明治写作的第十个年头，我能感知到自己写作的巨大变化。从以前寻找写作主题到现在我带着主题来到这里，然后比较轻松地写下上万的文字。
写作是自己和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对话，从单身到自己步入婚姻，从第一个孩子的孕育到二宝的出生，我的人生在变化，三明治也陪伴着我记录着这些变化，我也在用文字记录着我内心的变化。感谢这些文字的记录，让那些记忆深刻的过往能够在我的生命中多了一些停留。
很多年后那些记忆可能会在我的记忆中慢慢淡去，但是文字赋予了它们不一样的意义。
陪伴丈夫直面ASD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轻松，在医院确诊后我们家庭反而更加释怀，这个故事应该是2026年予我们家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
感谢珍妮老师，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她的提问、陪伴，让我的写作更加轻松和深刻。
再次感谢三明治，期待我们下次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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